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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章维龙（剑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及Sewlyn学院院士）

题目：

Genetic Endowments and Lifetime Earnings: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主持人: 

王耀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长聘副教授）

参与老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秦雪征教授、施新政教授、石菊长聘副教授、姚奕长聘副教授、袁野助理教授、梁远宁助理教授、庄晨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吕蓓妮助理教授、崔知涵助理教授、杨佳楠助理教授、蒋少翔助理研究员

讲座内容：

章维龙领衔的国际团队发表突破性研究，首次量化基因对终身收入的双通道作用机制。基于英国国家儿童发展研究（NCDS）近5000人的全生命周期数据，研究发现教育程度多基因评分（EA PGS）每提升1个标准差，终身收入可增加19%。其中基因通过行为选择通道（父母投资、教育及职业选择）贡献10.1%，超越技能形成通道（技能发展与收入方程）8.8%的直接影响。尤为关键的是，教育选择以5.35%的贡献率成为核心路径——当基因提升教育年限时，其直接效应占3.67%，而由此触发的职业选择优化进一步贡献1.68%。

基因对经济成果的影响高度依赖环境响应。在技能形成通道中，基因提升7岁认知能力可带来终身收入2.76%的增长，但其中仅0.85%源于技能本身的直接作用，高达1.91%实为后续父母投资增加和教育选择优化的结果。这种“基因触发行为响应”的机制在投资决策中同样显著：基因通过父母投资贡献2.90%收入增长，其中仅0.95%为投资直接效应，余下1.95%来自投资引发的技能提升与教育机会拓展。

研究揭示社会干预的关键窗口期：低基因禀赋群体在童年期对投资更敏感。父母时间投资增加1个标准差，可使低收入组终身收入提升15.44%，显著高于高基因组的9.56%（差异5.88%，p=0.04），表明早期投资可有效补偿遗传劣势。而高基因组在青少年阶段显现优势——每增加1年教育多获2.55%回报（12.28% vs 9.73%, p=0.07），印证“天赋需教育激活”的互补效应。

跨代分析显示，家庭遗传关联贡献收入增长的3.7%，体现父母基因通过社会经济优势（如高收入、优质教育）对子代的间接影响。女性通过教育选择的基因回报率达6.77%，近乎男性（3.49%）的两倍，导致女性总遗传关联升至24.64%（男性20.53%）。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教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放大作用。模型整合多基因评分可将收入变异解释力提升至4.6%（单一EA PGS为4.2%）

章维龙指出，缩小遗传不平等需分阶段干预——童年期重点补偿低天赋群体，青少年期优化高天赋群体的教育资源。团队计划拓展中国队列验证结论，并探索心理健康、风险偏好等基因通道。本研究为精准社会政策提供了新工具。

主讲人：

高培（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

讲座主题：

Connecting Rebels, Empowering State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Unrest in Qing China

主持人：

赵一泠（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徐志浩（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助理教授）

参与老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管汉晖长聘副教授、郝煜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席天扬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李波助理教授

讲座内容：

高培指出该研究属于通信技术对社会动乱的影响的文献，但是研究情境为中国历史上的电报建设，而不是现代社交媒体。文章回答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通信技术促进社会动乱还是压制社会动乱？第二，通信技术是通过信息扩散还是战术协同激发了更多的社会动乱？文章利用晚清电报建设的特殊性发现电报能同时增强民间反抗和政府镇压的能力，并实证了战术协同的机制。具体而言，与西方国家相比，晚清电报的选址和建成时间相对外生，且与铁路建设、大众媒体关系较弱。基于DID与IV方法，高培与合作者发现在1870-1911年期间，接入电报的县经历了有组织动乱的增加和自发动乱的减少，前者体现了电报增强反清会党组织能力的作用，后者则体现了清政府镇压动乱能力的提升。

高培详细介绍了研究的历史背景。相比前代，清政权面临组织较严密的秘密会党的新威胁，如哥老会、天地会和更晚的同盟会，刘铮云系统梳理了这些会党活动；传统农民起义与会党相比，体现出无组织性、低识字率、较为贫穷的特点，因此基本与电报无关。在电报之前的时代，中国的信息流动非常缓慢，彭凯翔曾指出从武汉到上海的信件需要4～5周才能送达；作为第一种即时通讯设备，电报从188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规模建设，到1911年约15%的县接入了电报。虽然晚清电报线路的起讫点可能是内生决定的，但由于线缆成本高、线路尽量走最短路线，因此其途径何地相对外生；另外，通电报的具体时间受到军事行为、工程时长的影响，也比较外生。她还举了杨衢云与孙中山1895年以“货不能来”为“武器不能运到”的暗语的例子，证明会党活动确曾利用电报。

在实证回归部分，基准回归发现，相对于没有接入电报的县，一县接入电报后有组织动乱上升。该结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并由于大多数县在样本期内没有接入电报，所以异质处理效应带来的干扰较小。高培与合作者还发现无组织的农民起义不受电报接入影响，因此排除了接入电报提高民变上报概率的故事。为进一步解决内生性问题，他们使用IV方法，以电报主要站点接入电报的时间预测了最小成本路线途经的县的接入时间，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进一步，高培与合作者区分了战术协作能力提升与信息扩散两个机制。他们采用三种方法实证了前者：第一，构造了每个县的同步性指标，发现邻近的通电报县发生有组织动乱能预测本县发生更多的有组织起义，且这主要由同会党的行为驱动；第二，县之间两两匹配，发现通电报的县对发生了更多的有组织动乱；第三，以武昌起义为典例，发现接入电报的县更容易在六周内响应。他们还排除了信息扩散的渠道，因为电报更多的县并未动员吸纳更多人加入革命会党。

最后，高培与合作者还证明了电报增强了清政府对农民起义的镇压能力。具体而言，洪灾能够增加农民起义，但是洪灾与电报的交互作用能减少这一效应。

主讲人：

何浩然（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讲座主题：

How Do Single-Parent Family Backgrounds Affect Marriage Opportunities? Evidence from Field Experiments in Chinese Marriage Markets

参与老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冲长聘副教授、吴群锋助理教授、曹光宇助理教授、年永威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李力行教授、易君健教授、席天扬长聘副教授、于航助理教授、王轩助理教授、徐化愚助理教授、黄清扬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晓波教授、仇心诚助理教授

讲座内容：

何浩然分享的研究聚焦于单亲家庭对子女婚姻市场机会的影响。尽管单亲家庭在全球范围日益普遍，但其对子女婚姻匹配结果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研究团队基于中国某大型婚恋平台开展了实地实验，通过创建虚拟的交友者档案并设定不同的家庭背景，系统分析了潜在交友对象的回应情况。研究发现，相较于完整家庭背景的个体，来自单亲家庭的子女收到的回应显著更少，这种“惩罚”效应可被等价视为收入劣势，且程度因性别结构不同而异。

实证结果显示，来自单亲父亲家庭的个体面临的回应劣势最大，需高达约11,500元人民币的收入补偿才能弥合与完整家庭子女之间的回应差距；而来自单亲母亲家庭的个体则需补偿约4,000元。进一步分析指出，当子女性别与抚养方性别一致时，歧视程度显著下降。这一不对称性与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相符，即择偶偏好中的性别差异在婚姻市场歧视中发挥关键作用。

为进一步验证机制，研究团队设计了第二轮实地实验，外生操纵虚拟交友者的非物质性格特征，探索其能否缓解对单亲家庭子女的歧视。结果表明，增加女性单亲背景者的个性信息能显著减少歧视，但对男性则无显著影响。这些发现揭示了家庭结构如何通过择偶偏好路径影响婚姻市场机会，并提示改善性别刻板印象与提升非物质特质表达或有助于缓解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偏见。